我所熟知的伽利略·伽利莱，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和教会里的很多主教关系不错，甚至和意大利的乌尔班教皇八世也颇为交心。即便如此，在生命的后期，伽利略依旧遭受到了教会的审判，而坚持给他定罪的，正是乌尔班八世。

伽利略第一次见到乌尔邦八世，是在1611年五月底的罗马。当然，那个时候乌尔班八世还不是教皇，而是红衣主教巴尔贝里尼。

说起伽利略去罗马，就不得不提到他作为天文学家的重要贡献。当时伽利略利用自己改良的望远镜，发现了表面像烂菜地一样的月亮和木星的四颗卫星。没有饿死的科学家，只有不会推销的保险员，伽利略很聪明地将这四颗卫星推销给科西莫大公，并义正言辞地用他兄弟们的名字给它们命名——那么科西莫大公便理所应当是木星的象征。于是，伽利略不仅得到了皇室的支持，还得到了一份薪水可观的工作。

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卫道者一直看伽利略不顺眼，并且拒绝使用望远镜展望星空，他们认为望远镜是伽利略拙劣的魔术作品。另外一些天文学家倒是热衷于星空，但很可惜他们被劣质的设备所累，根本看不到伽利略所说的四颗卫星，于是这些天文学家也认为所谓的卫星，只是伽利略的错觉。

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伽利略靠这四颗卫星名利双收，怎么能允许这帮蠢货质疑自己伟大的发现？于是他赶制了大量的望远镜，提供给意大利以及周围各国的贵族。即便如此伽利略还觉得不够保险，为了能将这四颗卫星做成既定事实，他决定在盖好的棺材盖上钉上四颗教会铆钉，所以，他来到了不朽之城罗马。

在罗马，伽利略受到了许多著名红衣主教，高级教士和王公们的热情款待，其中便包括红衣主教巴尔贝里尼。我们很难从文字记录中找到这两位先生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但我想大概是这样：

肮脏腐烂的罗马城上空，是光鲜亮丽的教会和纸醉金迷的贵族们。伽利略和巴尔贝里尼就在某场宴会上结识了，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都是托斯卡人，两人年龄也相仿，更加巧合的是他们还是比萨大学的校友。于是带着他乡遇故知的奇妙情感，两人进行了深入且愉快的交流，他们畅谈哲学与诗歌，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科学，从亚当夏娃到恶魔撒旦。总之，巴尔贝里尼对伽利略第一印象非常好。

伽利略和红衣主教的第二次见面来得比想象中快得多，1611年十月的的晚上，两人便在佛罗伦萨又一次相遇了。这次红衣主教是科西莫大公的席上嘉宾，而伽利略则在宴会后为客人助兴。在那个时期，看伽利略和别人辩论，并欣赏他用自己的学识和逻辑刻薄地击败对手，是皇室成员自认为很高端的娱乐手段，至于伽利略会不会这么想，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次，伽利略和一位守旧派哲学家进行了关于浮体问题的讨论。这位哲学家认为，冰比水重，而冰之所以能浮在水面上，是因为它与水的接触面很平滑，就好像是船能浮在水面上一样。而伽利略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坚信冰比水轻，这跟冰的形状没有关系。他甚至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拿一块冰按在水底，然后松手，如果没有双目失明的话应该都能看到冰块从水底到浮出水面的整个过程。

红衣主教也参与了关于浮体的讨论，他满腔热情地站在伽利略这一边，并且对伽利略独特的逻辑思维和哲学思想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喜爱。而伽利略的对手，那位哲学教授，毫无疑问被驳地体无完肤。

在此之后，两人经常性地通过书信交流，一直到1623年红衣主教巴尔贝里尼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两人才进行了又一历史性的会面。

在这次会面之前，伽利略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1616年，罗马的宗教法庭对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地动说”进行了裁决，法庭认定哥白尼的学说是“正式的异端学说”，并且“在信仰上是错误的”。然后，恰好身在罗马的伽利略就得到了特别召见。

当时的伽利略，出版了《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表露出了和哥白尼相同的想法：金星和其他行星绕着太阳旋转，地球并不是静止的。就哥白尼的学说，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家产生了长达十数年的斗争。相比于亚里士多德的经验流，伽利略往往能够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论点，并在逻辑上使人信服。在面对愚蠢的反对者时，伽利略往往呈现出一种嘲讽的姿态，并在击溃他们之后痛打落水狗，毫不留情，也因为这样，反对者们对伽利略饱含恨意。

看起来想从学术上击败伽利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反对者们决定寻求教会的帮助，如果能把伽利略定为异端，并在这次的裁决中审判他，送他去见上帝，那真是解决问题的绝佳手段。只可惜伽利略在教会内部人脉颇深，他最终只是被口头警告一番，禁止为哥白尼的学说进行辩护，而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处罚。即便如此，反对者们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因为伽利略无法再拿哥白尼的观点和他们辩论。

沙滩一卧两年半，明日浪打我翻身，不懂得装孙子的天文学家只能像布鲁诺那样被烧死在刑台上。于是七年之后，当好友坐上教皇的位置，伽利略终于迎来了翻身的机会。

伽利略得以觐见乌尔班八世，他用自己最华丽和虔诚的语言来赞美教皇，并发誓这是自己最诚挚的想法，我甚至认为伽利略还为教皇量身定做了一首诗歌，因为他很清楚教皇最喜欢的是什么。

乌尔班学过一些天文学，但他打心眼里不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当然，他也承认日心说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宇宙哲学，但绝不会有任何被证明的可能。所以，只要不是坚定地支持哥白尼，把他的学说当作是事实来辩护，那么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身为教皇，要展示自己博爱的胸怀。

回到佛罗伦萨后，伽利略备受鼓舞，他先是写文章回应了七年前自己无法开口反驳的愚蠢论点，和反对者们进行了又一轮的斗争。随后他决定用自己的哲学，宗教，逻辑，一切优美的文字和所有的才能投身于新书的写作，这本耗时6年的新书名为《对话》。

伽利略在这本书中以三个人对话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和对反对者的冷嘲热讽。这三个角色分别代表着伽利略自己，接受能力强的中间派和亚里士多德的卫道者。伽利略在这本书中讨论了他之前研究过的三大问题：地球运动问题，天体组织系统和海水涨落问题。当然，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哥白尼的学说，想要在哥白尼和教会之间把握一个完美的平衡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伽利略在此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有关自然的真理应允许通过科学来发现，这些真理只会为上帝的福音和事迹增添光彩。

1629年圣诞节前，伽利略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著作，在随后的1632年，《对话》正式印刷完毕，出版。我得承认，这部汇聚了伽利略多年心血的书籍的确担得起伟大二字，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虽说伽利略不认识这位中国前辈，但他对乌尔班的想法也大抵如此。

当时的教皇乌尔班，正处于一种恐惧和暴躁的状态。此时正是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关键时期，天主教和新教在德国掀起了一场大混战，波及到了整个欧洲。乌尔班作为教皇，理应站在天主教一侧，联合西班牙和德国天主教共同对抗新教。但他又担心德国的世俗王朝控制意大利，于是暗中联络了法兰西这个二五仔，结为同盟。当时的法兰西信奉天主教，但为了欧洲霸权和新教站在了一边。而乌尔班想要两家通吃，将战争控制在德国境内，消耗德国的有生力量。这种出工不出力的行为让同盟的老实人西班牙十分恼火，于是多次派人到罗马当着教皇的面骂他。在使者被暴力制裁几次后，西班牙就将使者换成了刺客，这让乌尔班很是恐慌，看谁都好像对自己不怀好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伽利略的敌人们将《对话》这本书中对哥白尼宇宙体系的讨论描述为对教皇的大不敬，并添油加醋地汇报给了乌尔班。情绪脆弱而又敏感的教皇十分震怒，他召集了一个3人委员会来审查《对话》的内容。

客观来看，《对话》这本书真的坚定地支持了哥白尼吗？其实没有，它的确只是把哥白尼的理论当作假说来讨论，但表现形式确实暧昧。这就导致一句话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而选择哪种理解完全看个人的立场。毫无疑问，当乌尔班暴怒地将这本书甩给审查委员时，我想他们就已经有了选择。

愤怒的教皇要求伽利略来罗马接受审判，但在1632年，已经67岁的伽利略得了非常严重的病，长途跋涉很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仁慈的教皇这次没有把自己的宽容之心给与自己的老朋友，反而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伽利略没有办法自己前来，那么教会将派人给他戴上镣铐，拖到罗马。在这种严峻的情形下，伽利略立下了遗嘱，前往罗马。

当时，对伽利略最为不利的指责是，根据宗教法庭的档案，伽利略曾得到过正式的警告：不得以任何方式谈论哥白尼的问题。

而在伽利略的记忆中，当初给自己所谓“警告”的人，是跟自己颇有交往的红衣主教贝拉明。所谓警告，也没有宗教法庭描述地那么明确，应该是：可以把哥白尼的理论作为假说讨论，而不能作为事实进行辩护。可惜的是，这位唯一的证人已经与世长辞，也没有任何书面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审判依据很简单，假如你不能证明自己无罪，那么你就有罪。

幸运的是，伽利略有很多皇室和教会的朋友帮他运作，这帮他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

在第一次出席宗教法庭时，伽利略辩解说，他的《对话》一书并没有支持哥白尼的理论，反而论证了一些与哥白尼见解相反的观点，并指出哥白尼的论据是不充分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而当初的警告，也说可以把哥白尼的理论作为假说讨论，所以他并没有违反规定。

但很显然，这种诡辩不能让法庭满意，随后他被关在宗教法庭宫殿的一个房间内，等待下一次审讯。

或许是伽利略重病缠身的身体无法对抗被监禁的这种软暴力，最终伽利略在好友的劝说下决定承认自己的错误。

两周后，伽利略出席了第二次审讯，他承认，自己在《对话》这本书中犯了错误，他虚夸的自负，纯粹的无知以及粗心的错误，可能会让这本书的读者在某些地方产生错误的认知，这并不是他有意的。另外，为了挽回自己的错误，伽利略请求法庭给自己一两天的时间来反驳自己书中错误的论点。

伽利略真诚的认错态度，让法庭代表们很满意，于是他们大发慈悲地让伽利略回到之前常住的使馆修养，等待下一次传唤。

在伽利略准备好书面辩护后，第三次审讯很快开始了。作为玩弄文字的专家，擅长逻辑的哲学家，伽利略的这份书面辩护写得无可挑剔，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血没有触犯教会的禁令，也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虚荣和自大——知识本身是没错的，错的是我身为人的劣根。我想很多现代人写检讨时都可以从伽利略的这份书面辩护中吸取经验：首先为自己的纯洁性进行辩护，这是绝不容许出问题的地方；然后宣布自己愿意为错误道歉，这可以表达自己对上级权威的维护和尊敬；最后请求宽恕，在给上级施恩机会的同时，也给自己谋求最好的结果。

在伽利略这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辩护书作用下，审判官们对伽利略的态度有了转变，但他们依旧认为：伽利略的这本《对话》，说明他至少没有服从教会直接的命令。

当这些档案拿到教皇乌尔班面前，他的选择很简单，宽恕或严惩。伽利略是他的好朋友，但身为教皇，朋友远没有自己的利益重要。当时乌尔班想在三十年战争中做二五仔，却被西班牙人一通搅和，他护卫天主教信仰的资格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这种情况下，严惩伽利略正可以说明他身为教皇对主的忠诚。

于是伽利略的《对话》一书被禁止，他本人被公开宣判犯有十恶不赦的大罪。如今，我们或许可以结合有限的书面记载，用简单的笔墨来勾勒1633年6月22日星期三上午的故事。

罗马城的上空还是一如既往地光鲜亮丽，但在城中心的某处修道院内，罪恶正在遭受正义的审判。被恶魔蛊惑的罪恶之子伽利略，穿着身为悔罪者的白色长袍，跪在地上进行弃绝宣誓。上帝知道，伽利略是有罪的，因为地球才是世界的中心；宗教法庭知道，伽利略是有罪的，因为禁忌的思想不允许被传播；教皇知道，伽利略是有罪的，因为神圣的知识不可以被质疑。教皇端坐在罗马上空光芒万丈的顶端，伽利略蜷缩在罗马城阴暗潮湿的角落，两人的目光穿越层层阻碍相互对望，一如多年前两人第一次相遇。

长达数月的审判过程让伽利略原本破败的身体雪上加霜，而等待他的，还有漫长的软禁。好在伽利略的朋友们让这份软禁形同虚设，这也让他可以思考自己对物理学界最大的贡献，写一本关于实验、数学和科学的书。这是伽利略最后一本书，也是我眼中他最重要的一本书《两种新科学的对话》，这两种新科学，正是力与运动。

1642年，伽利略去世；1644年，教皇乌尔班去世。伽利略留给物理学界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乌尔班留给天主教一个满被蛀空的教廷。多年后的今天，伽利略已经是实验物理学先驱，物理学发展史中必不可少的一位，而乌尔班，我相信你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许两人依旧在对望着，只不过这次，光芒万丈的那个人，是伽利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