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是人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多余产物，所以说，从人类拿起工具改造环境的那一刻起，垃圾的产生就不可避免。

同时，垃圾的产生同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在人类处于游牧狩猎阶段，制造出来的狩猎和生活用具非常稀少，能生产的垃圾也多是猎物中不能食用的骨头和羽毛。

但是，这些骨头和羽毛同时也是制造狩猎工具的原材料，如果不努力，你真的一根毛都捞不到。

到了农耕和种植阶段，人类的生产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开始向少数人集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制造垃圾成了阶级特权。

所以，在古代，虽然也有垃圾产生，但受生产水平的限制，人们很少有乱扔垃圾的困扰，除非你是故意的；

正由于此，你在说文解字中找不到“垃圾”这两个字。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发展，大城市的出现，终于使垃圾增多的问题开始变得棘手。

欧洲文艺复兴，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都迅速发展，我们现在向往的罗马，弗洛伦萨，由于大量人口的聚居却没有相应的处理手段，致使城市中一直被生活垃圾的臭气所笼罩，完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不过这也同时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鲜花种植和香水的生产。

但鲜花和香水的气味只能掩盖气味，却不能阻挡问题的发酵，次虐欧洲的黑死病，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垃圾处理能力弱导致的环境卫生条件差，加重了疫情的程度。

人类的生产能力越强，制造垃圾的本领也就越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是第一次让人类有能力把自己的垃圾扔的更远。

远在万里的东方中国有着同样的困扰，但是中国的古代的统治者早早就知道了“剁手”的重要性，《韩非子》中记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明令禁止在公路上倾倒垃圾，但禁令只是面向对国家重要的驿道。

到了唐代，“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虽然惩罚的力度有所下降，但是已经覆盖到居民区了。

从唐朝开始，逐渐开始有专职人员处理垃圾，到了宋代，还出现了“街道司”这种负责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洒扫街道、整顿市容的环卫部门，规定了环卫工人的待遇“钱二千，青衫子一领”。

即便如此，到了明清两代，虽然分工更加细致，参与城市排污工程的工人更多，但一线城市人口太多，而管理和排污水平不到位，导致像曾经的宋朝的都城汴梁到明朝时，已经“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颠面不识”，怎么样，没有固化路面的画面感跃然纸上了吧。

所以，垃圾本身远比你想象的精彩，甚至可以说人类史也就是一部垃圾史。考古学家可以从人类生活遗迹中还原比史书上还精彩细致生动的历史原貌。

我国的北京人遗址，除了著名的头盖骨，大量的石器，角骨制品，以及丢弃的动物骨头等都是还原北京人生活情况，哪些属于厨余垃圾的动物骨头看着不起眼，但却推算出部族的食谱，活动范围，人数，甚至人口和分工构成，再建立相应的人类群落模型，还可以知晓北京人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阶段。

外国的考古学家的做法更激进，他们已经把眼光瞄向了现代生产的垃圾堆，比如亚利桑那大学得人类学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宏伟的垃圾计划，在美国纽约的The Fresh Kills垃圾填埋场使用巨大的钻头钻取填埋物，获得的一层层垃圾仿佛是城市隐私的摩斯密码。你很难想象这支团队依靠着这些垃圾分类和评估数据，反演的社会历史变迁超越了官方记录的统计数字，这种借由研究垃圾进而了解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垃圾学（Garbology）。

人们生产垃圾，但为了舒适健康的生活却无时无刻不想远离垃圾，但实际上，我们从未远离过垃圾，我们在建立城市后，城市就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逐渐增高，可以说生活不息，增高不止。即便如此，我们从未放弃过同垃圾的斗争，虽然科技已经日新月异，我们也为此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但我们处理垃圾的方式似乎没有多大长进，依旧逃不出埋填，焚烧，回收和压缩四种方法。

依靠这四种方法，我们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同垃圾的斗争都有来有回，只要人口聚集的不是特别严重，我们还可以略占上风。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人类的生产力大大增强，依靠强大的生产和运输能力，城市的建设变得如此简单。

但代表高效高能生产力的大型城市，同样不可避免大量垃圾产出，而真正处理垃圾的是依靠时间流逝，对垃圾的分解，四种处理垃圾方法中的最为常见的埋填，遭遇了瓶颈，每一次垃圾围城的危机都伴随在生产力跨越式的发展，前三次次工业革命，让城市规模发展达到了百万，五百万和千万级，而每一级的发展都带来了现象级的垃圾问题，直到新的垃圾处理管理制度的出现才会缓解问题。

当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世界的沟通进一步加大，城市规模再次打破了二千万的天花板，一座城市的人口数量可以达到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全国人口规模，要想保证这种规模的城市稳定运转，需要多少生产力，多少运力和处理能力难以想象，仅生活垃圾一项，每年生产数量超过千万吨，如果单纯堆放，放到鸟巢体育场那么大空地，可以堆叠成15米高，每四年就可以达到鸟巢体育场的规模。

与此同时，各种新型材料的诞生，大量难降解材料的出现，完成对倾倒方式处理垃圾的最后一击。分解时间超过百年的材料，使倾倒垃圾从处理垃圾变成了搬运垃圾；于是，垃圾开始反击，通过持久战（难分解），运动战（随大气、水循环等）开始自行聚集，甚至会漂洋过海来找你，垃圾包围城市的格局开始形成——垃圾大量占据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水，空气等资源，动植物资源同样难逃一劫。

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处理垃圾，而是没有能力对应合适种类处理垃圾，所以，我们只要在处理垃圾前进行预先分类，为后面的处理工作打下基础，有些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垃圾分类欧美和日本都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施行的是截然不同的策略：美国，民众不需要对垃圾分类，或只需要简单的分类，更加依赖专业的垃圾处理公司，专业的设备和工艺，是他们的工作更高效。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则是通过制度和道德规范民众的行为，需要先将垃圾分类，在特定的时间，由垃圾处理公司回收，分类效果好。

不仅如此，日本详细到恐怖的垃圾分类制度，加上国民良好的执行，垃圾分类不在是一件简单的日常行为，大家相互监督，仔细认真执行一条条近乎苛刻的要求，将其转变成为一件充满仪式感的行为，超越了技术处理垃圾的边界，甚至成为了日本国民素质的名片，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

但是，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的关系没有这么简单，垃圾分类的水平，与生产垃圾内容以及当地处理垃圾技术的水平发展是相互协同，相互制约的，否则就会出现，民众辛辛苦苦分类的垃圾一转身被重新放到一辆垃圾采集车上运走；垃圾分类民众的参与度也并非越高越好，民众过多的参与会对民众造成一定的困扰，比如说生活成本增加，不仅仅是消耗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压榨民众每日的有效工作时间，更重要会降低民众的消费欲望，这对于整个社会层面的生产力发展是不利的，会降低社会发展速度。

而且，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其最擅长的垃圾处理方式，还是打包，运送到我国或者世界其他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进行处理。我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进口国，其中对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就是美国和日本。

历史上，这些洋垃圾曾经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由于我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仅仅通过手工分拣，就可以回收出大量的金属、塑料等生产原料，有的再进行简单拆卸，检验就可以回收出像主板，内存或是可再次使用的二次电子元件。

这在世纪相交的前后三十年间是有着巨大的意义，不仅提供了我们相对紧缺的生产原料，而且由于垃圾手工分类需要大量的技巧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这类工人的收入要高于一般生产工业的工人收入水平，还为大量劳动力制造了工作的机会。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垃圾对于环境的压力，首先我们的处理工作是分拣垃圾中的高价值原料和可回收的物品，但受制于垃圾处理技术水平，我们没有全面处理垃圾的能力，只能对分拣后的垃圾进行堆置，土地资源被占用，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生存空间被严重压榨，人地矛盾日益严重。

同时，垃圾的生产量同生产力水平呈高度的正相关，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可支配收入（NDI）呈高度的正相关，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世界工厂，全球GDP第二位，自身制造垃圾的水平同样不容小觑。

所以，我们在2019年作出两项决定：于外，我们全面停止进口洋垃圾；

于内，我们施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将在上海展开试点，并于明年全面展开。届时，各地垃圾分类制度会有所区别，这是我们吸收了日本的垃圾分类经验，垃圾分类要求需要与当地垃圾处理水平能力相一致。

届时，小伙伴们就可以通过垃圾分类要求知道当地垃圾处理工艺水平在哪一个水平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