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这么说：大脑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似乎有明确极限的，如果事件超出了极限就会运行失常。这种状态学名叫脑袋短路，具体表现是尽管思维的火光不断迸发闪耀，却无法形成任何有意义的思考，有的只是一堆毫无用处的胡思乱想。

比如此时的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竟然是为刚才的自己辩解：

首先，我并没被他们骗到。

在碰见的第一眼，我就看出了他们的问题：即使真是驱虫公司的人，也不至于在进门之前就穿戴好全套的化学防护服；即使需要，也不会搭配这种廉价的一次性口罩；如果非得戴，他们也不至于连鼻梁处的金属密封条都懒得压。因此，当有三个如此打扮的“驱虫专家”按响门铃，任何一个呆过生化实验室的都不会给他们开门。

正常情况下，事件流程应该是这样的：几个乔装成“驱虫专家”的歹徒按响门铃——我来到门前，透过猫眼看破他们拙劣的伪装——第一时间锁好门窗并电话报警——歹徒们落荒而逃。

所以，问题出在哪呢？仔细反思的话，如果我当时不是在看大师兄家中珍藏的《精装春节联欢晚会合集》DVD（看到1993年），就不会被上世纪的精彩绝伦的小品节目吸引住。如果没有被小品节目吸引住，我就不会被节目嘈杂喝彩声影响而漏听那几声门铃。正因如此，事件流程变成了这样：歹徒按响门铃——发现无人应答——进一步发现门没锁——得寸进尺，摸进屋——然后，在我发现一切不对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

他们中看上去最壮的那位大个子直接将我从沙发上揪了起来，然后甩向了房间北墙的收藏架。这个动作实现起来并不像文字说着那么简单，因为这具属于锡皮人的身体九成九以上是合金材质，即使是轻量化版本，总重也超过了一百公斤。或许我们能据此推测这位大个子是个健身房里的举铁爱好者。

另一方面，师兄的收藏架合情合理地在这具身体的沉重撞击下壮烈报废，他多年收藏的硬盘、光碟、磁带、纸版书乃至黑胶唱片如今都像五颜六色的雪花般纷纷落下，砸在地上或是我的金属躯壳上，相互挤压着走向了寿命的终结。

我还没有走向寿命的终结，得到的奖励是一顿来自他手中伸缩式金属球棍的胡敲乱打。它们雨点一般砸在了我身体的各处，多数还都对准了相对脆弱的关节。值得庆幸的是这具金属身体尚且对得起它的造价，几次重击也就留下了一点划擦痕迹。感谢大师兄临走前的耐心调试，如果不是体表布设的压力传感器全都设有合理的输出饱和阈值，此时我大概已经疼得休克了。

攻击终于暂时停歇，尚未失灵的陀螺仪带领我重新找回了平衡感。踩着那些已经化作电子垃圾（即使还不是，被我踩过之后也是了）的收藏品，我艰难地爬了起来，同时第一次有机会能清楚地打量这三个闯入者。

为首的大个子，眼神凶恶，手里是刚才用来痛殴我的伸缩式金属球棒，上面累累的剐蹭痕迹仿佛在大声炫耀它揍过的硬家伙绝对不止我一个。站位靠后一些，正守着门口的那个体型瘦高的家伙有着杰克船长一般浓厚的黑眼圈。曾经的我是高度散光的近视眼，但如今，我的双眼灵活而迅速地调整着焦距，使我看清了他手里握着的东西：一只改装过的左轮手枪。离我最远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与两位同伙不同，他头转向房间的另一侧，像是在回避和我对视。他双手里抱着一只大工具箱，从体积看，用作武器的球棒和手枪之前大概就藏在这个工具箱里。

或许是有意的部署，三人的站位恰好堵住了我所有可能的逃生出路，黑眼圈手里的左轮也已经对准了我。我实在不确定自己的躯体能防御住子弹，也不希望在这种事情上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于是只剩下一种选择——我缓缓高举双手。

电视里的春晚节目仍在播放，此时此刻已经演到那个经典小品，顶着光头拿着毛巾扮演着配角的陈佩斯正向着朱时茂高喊：“队长，别开枪……别开枪！”我只觉得自己被抢走了台词，气氛变得十分尴尬。

我被带出屋子，押上了他们的面包车。锡皮人身上都装有定位芯片，大多在脖子附近，不幸的是，出于小部件应该易维护的设计思路，它很好拆。在我被推上车后的第一时间，矮个子就将它卸下并折成了两半，顺带还拔了我的发声器电源。锡皮人的眼睛和耳朵的传感器本体都包覆在金属脑壳下，属于非专业人员不可拆卸的部件，于是他们改用黑罩子蒙住了我的眼耳。于是，我成了一个五感中只剩下触觉与嗅觉的残疾人，能做的只有在黑色的沉默中专注感受车子的一次次左右晃荡、加速、减速、停车、再起动……起初时，多少还能凭借着这点知觉大致描绘出他们的行车路线。然而即使传感器精度还算不错，我的大脑也难以做出足够精确的运算。十多分钟后，我再也弄不清东西南北。

不过时间久了，心情反倒平复了不少。紧张感消退之后，反倒开始觉得无聊起来，这是种无事可做的无聊。我能做的只有凝视眼前那片黑暗。不知道人造眼的构造究竟和天然眼睛的有何不同，此时，我只觉得它们给人的感受几乎是同一回事：当你盯着黑色看久了，就开始觉得有星星点点的细小火光从背景中浮现，又稍纵即逝。这就像上个世纪的黑白电视在收不到信号时捕捉到的那种白噪声，但比那种光芒更加微弱和难以捉摸。

黑暗和火光，这对关键词，让我不由得想起大师兄讲过不止一次的那个故事。